保罗的命名

Pier Paolo Pasolini的中文翻译是皮耶尔·保罗·帕索里尼。保罗是教名。《新约》中的保罗是一个圣徒。教会史上，他被视为创立基督教会的创始人。世人普遍认为，是他把耶稣基督从棚屋搬进了圣殿。但是，他从前是一个敌基督份子，原名扫罗，不仅不信仰，而且狂热地迫害信仰者。在我看来，名叫保罗的人，都具有相当强的矛盾性——笃信和敌信仰——如同帕索里尼一样。这好比名叫彼得（我的教名）的人，都很软弱，差不多都会因为对世俗权势的畏惧，“鸡鸣前三次不认主”。

有人说，帕索里尼的电影以一种独特而矛盾的方式“介于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两极之间”。天主教相信的是上帝的拯救和人类的被救赎。马克思主义相信的是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。天国和共产主义之间，有一道古老而历久弥新的乌托邦桥梁，美丽而感人至深。帕索里尼站在那座桥上，无论他是多么大逆不道。

这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名字。在他死后，也有人尊奉他为“圣－皮耶尔·保罗”。

帕索里尼在中国

中国电影业里，早早出现过帕索里尼的身影，那是他的《诗电影》（1965）一书的译作。这部书198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，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电影人看待电影的一种思想方法。由于当时的社会局限，译介者和出版者都不敢坦露帕索里尼的性身份，也没有详细介绍他的导演事业——那些充满叛逆色彩、自由不羁的影片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他是一个诗意的、至少也是无伤大雅的电影理论家。

随着资讯的繁育，我们开始渐渐知晓帕索里尼为中国人“难以启齿”的一些真相。尤其是他的同性恋身份、影片《萨罗：索多玛120天》，还有他的死亡——在罗马郊区被一个17岁的男妓用棍棒击杀，事关情色。

在帕索里尼随着DVD碟片混进中国的家庭影院之前，帕索里尼是我们最早知道又最为一知半解的电影人物。迄今为止，有关他的传播依旧限于地下、盗版和网域。同样“恶名昭著”的法斯宾德，在中国的际遇就相当幸运：几乎全部法斯宾德的影片都藉着“德国影展”的机会在北京做过“学术放映”，有关他的读物目前已经出版三种——《我需要一点现实》（中国电影出版社）、《法斯宾德的世界》（广西师大出版社）、《法斯宾德论电影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。可是，帕索里尼不行，他似乎更加有毒，令人恐慌。

因着译名的缘故，中国人会在不经意间把帕索里尼和另外两个当代意大利人联系起来，一个是墨索里尼，一个是费里尼。帕索里尼在中国的荣辱，由此可见一斑。 

卡尔维诺与帕索里尼

我读过一篇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的文章，译文刊发在《世界电影》杂志上，译者是我的朋友王昶。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帕索里尼的影片《萨罗：索多玛120天》。卡尔维诺不满于帕索里尼的是——帕索里尼只是把批判的手势指向法西斯主义的社会，而不是指向“自身”。卡尔维诺认为，萨德的《索多玛120天》是“内向”的、自指的、自域的，而电影的改编者更改了这一局面，损失了原作的品质。

萨德的《索多玛120天》写作于1875年，1904年才得以出版。它的内容看上去与“萨罗共和国”的确毫无关系。“萨罗共和国”是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本垒，是墨索里尼法西斯体制垂死挣扎的尾声。在18个月内，有72000人惨遭屠杀，40000人被截肢，还有很多人被送入纳粹集中营，在那里，妇女和少年群遭奸污。那是意大利人极力要告别和忘记的历史。帕索里尼却不放过。这无疑会激怒很多人。

卡尔维诺不是被激怒，而是不同意帕索里尼把法西斯主义“外化”的立场。但是，事实上，不仅是帕索里尼，既便是卡尔维诺，也不会把自己类同于“萨罗共和国”的成员。

他们都曾经是意大利共产党党员。不同的是，1956年匈牙利革命之后，卡尔维诺主动退党，而帕索里尼早在1949年就已经在一次少年爱事件后被开除出党，同时还失去了中学教师的公职，不得不离开家乡“流亡”罗马。

他们都是天主教会的“局外人”——卡尔维诺始终没有加入过教会，帕索里尼领受过洗礼，在14岁的时候主动放弃了教会信仰。

在我看来，他们的谢世也各有寓意——1975年11月1日，万圣节和万灵节之间的那个夜晚，帕索里尼在罗马郊区被一个17岁的男妓用棍棒击杀，时年53岁；10年之后，1985年9月19日，卡尔维诺在写作《在美洲虎太阳之下》期间，因脑溢血逝世于锡耶纳的一家医院里，终年62岁。同是猝死，“哀荣”却大不相同。帕索里尼的平生毁誉参半，他的猝然暴毙使得教士们在他尸骨末寒时便开始驱除他的“邪恶魂灵”，而他的朋友、学生和崇拜者们，其中包括萨特、贝尔托鲁奇和罗兰·巴特，则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，尊奉他为“圣－皮耶尔·保罗”。卡尔维诺几乎是一生荣耀，为人处世很少争议。他猝然离世，使得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、整个世界为之惋惜。1985年9月19日当天下午，意大利总统科西嘉就前往卡尔维诺去世的医院吊唁，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也给卡尔维诺的亲人发了唁电。从官方到民间，欧洲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

他们的作品，题材、体裁、媒材截然不同，可能缺乏可比性。如果可以比较，也是大框架上的——他们都有关心现实的作品，也都有寓言化的、甚至寓言作品。卡尔维诺自称：“我的创作是从写战争和人民的生活起步的。”他的处子作《通向蜘蛛巢的小路》，背景就是作者亲历的抵抗运动和游击战。帕索里尼曾经走遍意大利，拍摄过纪录片《爱的集会》（Comizi’d Amore,一译《幽会百科》），探讨意大利人性的观念、性的文化、性的历史和性的现状。卡尔维诺从1950年代的“我们的祖先”三部曲开始，将写作基本转向寓言领地。这与帕索里尼的《马太福音》（1964）、《俄狄浦斯王》（1967）、《美狄亚》（1970）和1970年代的“生命三部曲”的寓言重心有相近之处。

卡尔维诺对帕索里尼的批评，显然并不是针对所谓“艺术”本体。这个批判是政治性的。如果换位到帕索里尼的立场，也许也可以去批评卡尔维诺——他的作品根本没有在性别政治方面做任何努力，而这种不努力，在激进的性别政治观念目前，只会地处保守，至多是“用所有那些滋生于规范和角色中的安逸”去安全而艺术地生存。

在激进主义面前，任何不够激进的立场都会显得暧昧可疑。

耻辱柱旁的生平

帕索里尼1922年3月5日生于意大利波伦亚。他在故乡上完中学和大学，战时被征入伍，战后他捣家人避难费留里这个贫困落后的北部地区，在中学任职，并以该地方言发表诗作。当时，以方言写诗，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，称得上是一项创举。

1947年他加入共产党，同时开始阅读意大利共产党精神领袖葛兰西的著作，两年之后又被开除。

1950年代初，他任教于罗马郊区的贫民学校。在那里，他目睹了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的被社会所遗忘了的生活角色：这里有骗子、窃贼、强盗、妓女、妓男，有被污辱与被损害的，有肮脏、下流、背叛……他记录表现这些社会历史边缘人物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屡道非议，但他声称：“真正的残酷来自事物本身，是生活的本质使人恐怖。”在此其间，他先后写了《生活的年轻人》、《激动的生活》等反映罗马贫民生活的小说，在当时是为人瞩目的新进小说作家。而且由于他的小说比较注重视觉，特别受电影人的喜爱，很多导演纷纷邀请他撰写剧本。他曾先后为马里奥苏迪特、费里尼、波罗格尼尼等人撰写剧本。其中费里尼的两部名作《卡比利亚之夜》和《甜蜜的生活》就是与费里尼合写的。当时还年轻的贝尔托鲁奇对帕索里尼极为尊敬，并请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为他写了处女作《死神》的剧本。

1950年代末，他出版了使他位居最伟大的当代文学家行列的两部作品：诗集《葛兰西之烬》和小说《暴力人生》，后者因描写妓女与皮条客的生活而被指为“猥亵堕落”。此时他已开始与索尔达蒂、费里尼等电影大师合作编剧。他第一部独立导演的影片是《乞丐》，改编自他本人的作品。第二部为《罗马妈妈》。影片以一个贫困暗娼为主角，描写她们悲惨无望的生活。影片再度成功，获得1962年威尼斯电影节俱乐部联盟奖。在他的影片中，充斥着强烈的宿命感和悲剧性。他的影片《软奶酪》只放映一次即被永远禁映。他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因内容不良被起诉33次，而帕索里尼却说：“以保护他人道德为名禁止色情，是为禁止其它更具危险性的事物找借口。” 帕索里尼与那个混乱躁动的矛盾时代，有着千丝万缕的综合性。他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军官，母亲是一位反墨索里尼的敏感的农村妇女；他出身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，但是他深入骨髓地自我憎恨：“我同莫拉维亚和贝尔托鲁齐一样，是个小资产阶级分子，也就是说，是个狗屎蛋。”他热爱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阶级，他经常在影片中搬演、重现圣经中耶鲜受难的场面，而被他视为现世基督的人物往往是窃贼、抢劫犯之流。他以其特有的风格来“污染”神圣。但是他认为：真正被污染的是罗马郊区的贫民百姓和广大的被剥削阶级，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庸俗油滑的资产阶级用虚伪透顶的教义来“污染”纯真率直的无产阶级群众。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却被意大利共产党以同性恋为由将他开除。以无产阶级左翼自居的他在19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中站到了警方一边反对学生革命。

他批评电视开创了一个享乐主义的时代，但是他在影片《定理》和《天方夜谭》中公开蓄意地表现色情。他的影片《软奶酪》因渎神而给他带来了四个月的监禁。两年之后，他又以《马太福音》（1964）一片获天主教电影大奖。他将圣经故事以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搬上银幕，并以近乎纪录片的方式运用镜头和调度，在他看来，马太是基督众使徒中最入世、最具革命倾向的一位。为此，他几乎遭到了当时所有“进步的”左翼分子的强烈抗议。这位被称为“文质彬彬、具有深厚美学修养”、反对野蛮暴力的诗人、小说家，却在不久之后拍摄了《萨罗：索多玛120天》，在银幕上展现了肮脏、血腥、不堪入目的场面——这部影片在所有国家均被禁映。直到生命完结的前一天，他还在为同性恋平权而疾呼，同时也并没有改变视堕胎为法西斯主义行为的立场……帕索里尼注定是人类矛盾和争议的一处永久渊薮。

帕索里尼寓言

我最喜欢的帕索里尼，出现在帕索里尼创作的后期。在现代语言学与神话人类学的语境中，帕索里尼开始游离“新现实主义”的传统，在继续构筑他的史诗宗教的认识体系的同时，转而关注神话和神话中的意识形态内核。

在《俄狄浦斯王》一片中，帕索里尼改编掉那些人所共知的情节，对主人公俄狄浦斯加以重塑，借以凸显他的个人理念——俄狄浦斯不是一个遭到命运诅咒的悲剧人物，而是一个拒绝理性地自我反思而走向毁灭的暴徒，他最终瞎眼、流浪，罪有应得——那是盲目愚蠢的现代人的写照。在《美狄亚》中，美狄亚象征无产阶级的复仇——他们借助巫术神话的力量战胜理性与秩序，获得解放和自由。这两部影片表明，帕索里尼对边缘群落和前工业文明的依恋根深蒂固。对他而言，资本主义所建立的，是一个丧失了神话感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使人们丧失对人的神话身份的认同感，同时也丧失了对人与大自然同一感。

在帕索里尼看来，人与神是十分接近的两个物种，一旦割裂了人与神的联系，人就只能变得恶贯满盈。

他以“生命三部曲”——《十日谈》（1970）、《坎持伯雷故事集》（1971）、《天方夜谭》（1974）开始了他“最后的狂欢”。有人把它们看成一种大众神话，我则把他们当作帕索里尼对世界温和、朴素、美丽、明净的告别。我在其中看到了帕索里尼对生命不久的预感。——那些对简单爱情的留恋，那些对生生不息的、神话般的历史的回顾，那些召之即来、挥之不去的恶魔或者死神，镜镜飘溢着帕索里尼对生命的哀挽。

表面上，这些影片以精妙绝伦的奇观景象、轻松幽默、甚至近乎下流的色情笑话和精心编排的异国情趣获得了惊人的票房。有人因此说，这三部影片标志着帕索里尼中止了他对古老传奇的现代寓意的探究，脱离了神性的护佑，转而与民同乐。还有人说，他在性爱上的坦然不讳，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强加在人民身上的物化和异化统治的“政治抗争”手段。

我在“生命三部曲”中却仅仅看到朴素简洁的故事，故事古老感人，比现实更加真实可信。

我在帕索里尼那里，最后得到的是，是简简单单的信任，他信任故事，而怀疑现实。

我也有同样的倾向。

帕索里尼导演作品年表

1961  Accattone 《迷忙的一代》

1962  Mamma Roma 《罗马妈妈》
1962  Laviamoci il cervello 《洗脑》
1964  Vangelo secondo Matteo, Il 《马太福音》
1964  Comizi d’amore 《爱的集会》（一译《幽会百科》）

1966  Uccellacci e uccellini 《害鸟和益鸟》
1966  Streghe, Le 《女巫》
1967  Edipo re 《俄狄浦斯王》
1968  Teorema 《定理》
1968  Capriccio all’italiana 《任性的意大利风格》
1969  Porcile 《猪圈》
1969  Amore e rabbia 《爱与愤怒》
1970  Medea 《美狄亚》
1970  Decameron, Il 《十日谈》
1971  Racconti di Canterbury, I 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
1974  Fiore delle mille e una notte, Il 《一千零一夜》（一译《天方夜谭》）
1975  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 《萨罗：索多玛120天》